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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完整，暂时和清廷维持表面的和平，等机会成熟了再一统中国。

此时，英法等国在打开中国沿海门户及长江后，又想打开内陆的“后门”，从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探测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1874年，英国再次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路队，在近二百人的武装士兵护送下，探查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出翻译马嘉理南下迎接，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后，向云南边境进发，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这即是“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

此时，法国人在越南也蠢蠢欲动。越南自古是中国的藩国。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

1873年11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曾纪泽派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

1874年，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即第二次，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

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

清政府虽然无能，但还是有点骨气的，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坚持越南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曾纪泽为了防止英国获法国占领中国的越南和云南，迅速派兵三万攻下云南和贵州等西南领土，而此时，四川总督刘蓉也宣布正式归顺吴国。

早在咸丰十年，骆秉章打着“治蜀平乱”的旗号，带着刘蓉和一支不足万人的湘军入川，接任四川总督。他到四川后与太平军最为强悍的对手翼王石达开部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决战。

同治二年，石达开主力在与湘军激战时被曾与之结盟的彝族土司出卖，遭受重创，在大渡河南岸被困了40多天，仍无法突围，面临末路的绝境，迫不得已致函回应骆秉章的招降政策，坦陈“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骆秉章接受石达开的请求，同意“投诚免死”。于是，石达开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湘军营帐，但是当6000余名太平军将士集体放下武器后，骆秉章却变卦了，他下令将200多名太平军将领和2000余名石达开的亲信士卒全部处死，其余4000多人尽数遣散，从此四川逐渐安宁。

骆秉章在刘蓉的辅佐下，在四川大力整顿吏治，不拘一格任用贤能，经他的举荐，一批有才能、有抱负的湖南官员得以快速升迁，如蒋益澧、萧启江、刘长佑等，他们日后大多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吏，控制了四川，他们命人详细考察各地的税收，防止贪官污吏私自增设税种盘剥百姓，看到民众因为连年遭遇战乱和起义暴动而十分清贫，压力巨大，骆秉章便减轻四川赋税。他对贫穷落后的城口、松潘、理番等23个州县免于捐输，深得民心。

骆秉章病逝后，曾纪泽的岳父刘蓉等湘军将领控制了四川，将近十年休养生息，元气恢复了不少，逐渐倒向吴国，清廷在北方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干涉四川事务。

到了1875年，吴王曾纪泽便宣布收回云南、贵州、四川，一统南方，但是没有向清廷宣战。

因为此时，西域也正值多事之秋，清廷已命令左宗棠西征以收复西域，由于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占据西域，威胁到大清国北方的统治。

当时，受北方捻军的影响，西域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并很快成立了几个脱离清政府统治的互不统属的封建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浩罕汗国的帕夏阿古柏，抓住西域割据王思的克借兵的有利时机，率虎狼之师侵入喀什噶尔地区。

阿古柏匪帮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将南疆全部据为己有，在公然成立“哲德莎尔”国不久，又兵发北疆。

觊觎西域许久的俄国见有机可凑，竟飞速出兵，先阿古柏一步，将北疆重要军事要地伊犁占领。

面对阿古柏与俄国的公然侵略，经年用兵的清政府因恐惧外强的船坚炮利，加之国库干涸，负债累累，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敢动用武力收复失地，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向侵略者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阿古柏无视中国的外交抗议，依旧骑在西域各族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俄国则反复延宕，找出各种不能交还伊犁的理由；英国不仅继续承认阿古柏的伪汗国是西域唯一的合法政府，还明目张胆地在阿古柏的占领区设立了长驻机构。

侵略者的嚣张和朝廷的无能激怒了一大批有见识的爱国人士。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边关大臣们纷纷站出来上折献言，坚决主张动用武力收复失地，顺应民心舆情，把侵略者赶出国门。

面对左宗棠等将领的要求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慈禧和恭亲王等人论证再三，反复权衡，终于在吴国支持的情况下，作出了武力收复西域失地的重大决策。

陕甘总督左宗棠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为了尽快收复失地，清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赋予左宗棠更大的权力：以大学士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西域军务，统筹西征粮、饷、兵各事。

已到垂暮之年的左宗棠临危授命，果断地挑起重担。

他针对西域的实际地理条件，一改前钦差大臣景廉制定的进军方案，认为“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决定先收复阿古柏占领的北疆地区，使俄国交还伊犁时“无所藉口”。然后“下兵南路”，“则南路大局亦可速定。”

随后，左宗棠又组织了庞大的军粮采运机构，还请求在上海成立西征转运局，吴王曾纪泽决定支持左宗棠西征，不仅同意左宗棠在上海设立西征转运局，还帮助左宗棠通过“举外债、借商款”等办法，更换了出关各路人马的武器、装备。

1876年，经过近三年的筹备，左宗棠正式移节嘉峪关附近的肃州坐镇指挥，并奏明朝廷，“其前路进止机宜，悉委总统湘军刘锦棠相机酌度。”

刘锦棠当时年届而立，是三品京卿衔的老湘军统领，实际职务仅仅是四品西宁兵备道。左宗棠把前敌统帅的大权交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兵备道，此举不仅在清军内部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响，也让侵略者疑惑。

刘锦棠重任在肩，很快便统率西征主力出关了。